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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致的外交“会晤”           ★★★ 【字体:
【爱书坊】 别致的外交“会晤”
别致的外交“会晤”

  友情无价

  1963年,我在北大读三年级。有一天,系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,让我帮助一个名叫姜锡柱的朝鲜留学生学英语。此后我就与姜锡柱同住一屋。白天我们分开吃饭、上课,晚上我辅导他一小时英语。因为性情相投,我们成了好朋友,学校组织什么活动,我都拉着他一起参加。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我毕业。

  那个年代纪律严格,他回国后,我们就不再联系了。但我们都曾表示,毕业后要为加深中朝传统友谊而努力工作。若干年后,姜锡柱担任了朝鲜第一副外相、内阁副总理。无巧不成书,我们都成为各自国家的高级外交官,在为推进中朝友谊出力。

  2001年11月,我率外交部代表团访朝,终于见到了几十年前的室友姜锡柱。我们都异常高兴,并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《中朝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协定》。

  2004年3月24日,我作为外长正式访问朝鲜。朝鲜的同志告诉我,领导(指姜锡柱)有交代,专门安排代表团住国宾馆。

  姜锡柱见到我后,显得非常高兴。

  我问他英语怎么样了。他说:“太忙了,快忘光了,只记得一些单词,比如apple(苹果)等,已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了。”

  我开玩笑地说:“那都是我的过错,当时对你帮助不够。”

  闲话一过,马上转入正题,我们就双边关系进行了深入交流。朝核问题自然是我们交换意见的一个议题。姜锡柱说:“中朝关系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,我们是唇,你们是齿……”

  我说:“我们两国是好朋友、好邻居,我们俩是好同学、好室友。”他点头。

  晚上,姜锡柱设晚宴欢迎中方代表团。

  他先讲了一段话:“我代表金总书记敬老同学——中国外长李肇星和其他中国客人一杯,并借此机会向老同学提点意见。40年前,我和李外长在北京大学同屋,有时还挤一个被窝。李外长也是我的英语辅导员。李外长学习很刻苦,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书,直到北大规定的熄灯时间的最后一刻。而常常到这最后一刻,老同学还偷懒,不愿意起身到门前拉灯绳关灯,竟把灯绳拴到自己的脚指头上,用脚关灯。但关灯入睡后,灯绳还经常拴在他的脚上。李外长翻身或伸腿时,灯就时亮时灭,影响了我的睡眠。我的老同学睡得香,学得好;而我学得不如预期的好,可能与此有关。大家看,今天我的老同学已是外长,我还是副外相。”

  姜锡柱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  我在致答谢词时说:“老同学所言属实,我深表歉意。但老同学夜里打呼噜的水平也很高,一个呼噜可以持续几十秒,且大呼噜中有小呼噜。我之所以能忍受,主要是出于要学习友好邻国呼噜的考虑。”

 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。

  “厕所外交”

  2006年7月27日,我出席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与中日韩(“10+3”)外长会议。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也来了,但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“双边”会面的安排。

  在一次会上,我发完言,离开座位出去“方便”一下。哪知道日本人很细心,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一“情况”,麻生带着秘书很快跟了出来。后来听说,他让秘书把住厕所的门,不让其他人进,自己赶紧进去找我。

  麻生用英文对我说:“外长先生,我们好好谈谈。中日关系这么下去对双方都不利。”

  我说:“那是你们的问题,责任在日方。你们凭什么一而再,再而三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?你们首相为什么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?日方在这个问题上不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做出一个合理的交代,中日关系就难以恢复正常。”

  麻生表示听懂了,理解了……

  这次在特殊场合进行的计划外的交流效果还不错,为两国高层恢复接触开了个头。

  后来,不知道日本媒体怎么打听到了这件事,报道说,麻生和李肇星在双方都“方便”的地方进行了方便有效的双边沟通。这个故事被演绎为中日外长的“厕所外交”。

  外交官在一起并不全是唇枪舌剑,有时也会有这种无伤大雅的闲聊。有一次我和麻生见面,正式会谈谈得不错,晚宴上有时间闲聊,夫人们也在场,谈话内容很轻松。

  麻生的夫人告诉我,她家有个亲戚,在20世纪40年代到过延安,帮助过八路军,对中国很有感情。我借机“表扬”说:“日本人民曾经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给予过支持,日本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也给过帮助,中国老百姓心里是有数的。”

  这时,麻生接过话茬儿说:“是的,日本妇女比日本男人心胸开阔、身体健康,平均寿命也比男人长。这方面,经济较发达的国家情况都差不多。”

  我好奇地问:“真的吗?为什么?”

  麻生说:“你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反映在这上面。改革开放前,中国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比中国男人多1岁;20多年过去了,现在这一差距扩大到3岁。”

  我一愣,这个情况我不知道,看来麻生在研究中国问题上下了功夫,对中国的事知道得真不少。

  我反问:“日本的情况如何?”

  麻生答:“日本女人比男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多5岁。”

  我问:“女人比男人长寿,这个说法可靠吗?”

  麻生说:“这是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。日本女人长寿,除了生理原因之外,主要是敢说、敢哭、敢笑。相比之下,男人差多了。男人见了上级总是不敢说话,怕说错了上级不高兴;得到表扬不敢笑,怕别人说他骄傲;挨了批评或受了委屈不敢哭,怕别人说他态度不端正。前年一次抽样调查表明,日本女人流的眼泪是男人的5倍。”

  说完这段话,麻生看了一眼夫人,得意地笑了。

  麻生卸任外相后,仍然不忘老朋友。我不当外长后,有一次访问日本,麻生正在竞选首相。他在自民党党部见了我。

  他的办公室很简单。我说:“你这么简朴。”

  他谦虚地说:“这是向中国学的。”

  他还说:“不管当不当外相,我们都是好朋友。”

  几天后,麻生竞选成功,当上了日本第92任首相。

  2011年六一儿童节那天,已经卸任的麻生为加强两国动漫产业合作率团访华。他想与我见面。我没有别的时间,便早早起床,与他在我家附近——长安街上的一家餐馆共进了一顿45分钟的早餐。结果,两人谁也没吃饱,却老习惯不改,就当时的国际热点西亚、北非等问题交换了看法,达成了难得的非官方的“广泛共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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