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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会与吃饭           ★★★ 【字体:
【爱书坊】 开会与吃饭
开会与吃饭

  虽说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”,但“革命者”必须“吃饭”,这点谁也不否认。组织过国际学术会议的人都明白,同一张嘴,既要说话,也需饮食,不能顾此失彼。如何让诸多远方来的客人“感觉良好”,而又没违规使用经费,这已经成为一门学问。相对来说,国外大学管得严,锱铢必较,一般不敢乱花钱。国内大学也有财政纪律,但因中国人讲面子,加上近年经费猛增,开起同一级别的国际会议来,普遍比欧美的大学气派。香港的呢?那可是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。

  2009年4月,我在北大主持“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”国际学术研讨会;第二年12月,又在香港召开“香港: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”国际学术研讨会。这两次会议,都因牵涉吃饭问题,让我对不同的管理体制有深刻的体会。

  北京的会议学术办得很成功,代表们都叫好。可会议结束后,两位日本教授尾崎先生和山口先生专门找我谈话,对会议的“铺张浪费”提出严厉批评。因为是老朋友,话说得很重:你们中国人刚刚“小康”,就开始摆架子,这还了得!事情是这样的:我按照会议代表的数量订晚餐,而将近1/5的代表因朋友约请不辞而别,于是有两桌饭菜根本就没人吃。因为是事先预订的,餐馆不愿意退,明知没人吃,菜照样上,故而显得特别刺眼。这两位日本朋友都是改革开放初期来中国留过学的,看过我们当初穷困潦倒的样子,既对这30年的巨大变化深感欣慰,又对中国人的“未富先奢”很不以为然。我真心诚意地接受批评,而且保证:以后凡是我在北大组织的学术会议,中午吃快餐,晚餐登记人数。不管别人怎么看,这么做,我自己心安。

  香港的会议由我和陈国球、王德威共同组织,出钱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。按照规定,每项支出都要事先申请,否则事后不予报销。开会前一周,学校突然通知,有一顿晚餐不该吃,因为,会议是第二天早上才召开。代表们从世界各地赶来,人生地不熟的,因为会议还没正式开始,就要他们自己解决吃饭问题,这也太不讲人情了。中文系秘书向学校转达了我的“陈情”,得到的答复是:你可以自己宴请。作为会议组织者,既不能违反规定,又不能伤害朋友,我真的就自掏腰包请外来的代表吃饭。

  这还没完,秘书又告知,这回的经费来自大学预算,不是我们自己募捐来的,得受各种财政纪律的约束。会期三天,在两所大学的不同餐厅轮流用餐,而且吃饭时不能饮酒。因为,酒不是生活必需品,你是来开会,不是来度假的。我这才想起来,在欧洲开会,常见会议组织者拿出一瓶葡萄酒,说“我请大家喝酒”。当时觉得奇怪,还以为这酒很特别,才值得如此夸耀。原来人家有如此细致的规定——不但控制经费,连怎么吃喝都管。既然如此,我也不妨东施效颦,让人到外面买酒,带到学校的餐厅来,与朋友们一起预祝会议“圆满成功”。

  大凡跟外国教授接触多的,都有这么个体会:你招待人家十分丰盛,人家招待你则颇为简单。开始不习惯,很快就明白了:你请人家,用的是公款;人家请你,则需自掏腰包。国内大学普遍采取薪金较低而报销方便的制度,大学里的各级领导,只要不贪污,怎么请客吃饭都没有问题。而这必定助长浮夸、奢靡、浪费之风。香港各大学则严格管控接待费用,但给你的薪水高,你可以自己请客,爱怎么花就怎么花——在我看来,后者更合理,也更有效。

文章录入:爱书小屋    责任编辑:yxpaishufang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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